老弄堂里设“新市民会客厅”帮外 来娃找好朋友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激发社会活力？与社会治理有着深刻关联的妇联组织，如何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值得探讨与深思。

在不久前召开的“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方法、实践————2014年上海市妇女理论研讨会”上，黄浦、闵行、静安等区县就各自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做法做了介绍。记者同时了解到，作为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市妇联已于今年6月启动试点，向社会力量购买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共涉及44个项目，涵盖妇女儿童家庭的关爱、扶助、提升保障四大领域，包括老三八红旗手、特殊女性群体关爱、孕期妇女帮扶等。记者昨日从市妇联获悉，试点项目均已收尾，目前尚在评估阶段。而市妇联向社会力量购买公益服务的相关平台也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探索

黄浦：老弄堂里的“新课堂”

在黄浦区外滩街道北京居委办公区域里，有一间特殊的“教室”。记者在现场看到，“教室”面积约20平米，由一张会议长桌、数把椅子及一个移动写字板组成。每到假期，居民区里的外来家庭的子女就可以来这里上课、做活动等。

居民们自己给教室取了个名字，叫“老弄堂·新课堂”自修室。

“我们居民区有1/3都是外来人员”，北京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理群告诉记者，该居民区目前常住人口4341人，其中外来人员1300人，主要以经营五金店、服装店以及打工族为主。

“刚开始，外来人员进来，必然会带来一些邻里关系、生活习惯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协调这些问题，让外来家庭融入社区，成为小区新市民？

2011年，北京居委妇代会设立“新市民会客厅”，就设在居委会活动室内，置有一张茶几、几张沙发椅，环境布置亲切而温馨，为外来人员走进居委，坐一坐、喝喝茶、聊聊天开辟了一方天地。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新市民会客厅活动，居委妇代会积极寻找外来家庭“领袖”代表，引导他们组织外来家庭参与社区活动，投身志愿服务，形成自我管、自我教育、互助服务的团队。

几年来，“新市民会客厅”发展逐渐成熟，新老居民的关系也日渐融洽。“教育问题大家都很重视，有外来家庭提出，他们要外出上班、做生意，假期里小孩子没人看管”，张理群介绍，于是街道开始招募居民志愿者。

小区居民50岁的退休教师骆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本身是癌症患者，还是坚持为孩子们上课。还有居民的子女，上大学放假回来也来做志愿者，“去年暑假我们成功做了第一期，2个月时间，6名志愿者老师，10余个外来家庭小孩在　‘新课堂’　里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张理群说，“看上去受惠的只是孩子，但其实得益的还有背后一个个家庭”。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基础上，今年暑期“新课堂”的报名居民人数已经翻番，周边学校等共建单位也有志愿者加入老师队伍。除了辅导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外，还增设了讲座、游戏活动等内容。

陈先生的小孩今年上小学3年级，刚搬到小区里来的时候因为“性格比较内向，学习也跟不太上，成绩不好又有些自卑”，参加了“新课堂”后有了很多新朋友，“变得更加外向也更懂礼貌了”。

张理群透露，居委会和妇代会正在考虑，今年新增寒假“新课堂”，“希望能做成一个长效机制，真正让居民享受实惠”。

闵行：专业“老娘舅”参与妇女维权

记者了解到，针对妇女维权及各类纠纷的调解，如果调解人员缺乏专业性，效果并不佳。闵行区探索运用社会专业力量参与化解涉及妇女利益的社会矛盾，建立了“妇女维权社工站”，在该区综治办等部门共同努力下，一支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法学等背景资质的15名专业“老娘舅”队伍参与到妇女维权、纠纷调解工作中来。统计数据显示，妇女维权社工站受理各类纠纷86起，调解51起。

90岁高龄的陈阿姨与周老先生育有一儿一女。2013年2月，周老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病逝。谁知，就在周老先生过世不到一月，陈阿姨还在为失去老伴伤心难受时，女儿竟恶语相加，提出要继承周老先生在莘庄某小区的房产。见陈阿姨和弟弟不答应，女儿竟天天上门与陈阿姨争吵，甚至将小区垃圾桶里的各种垃圾拿来丢在母亲住房的内外，还不断地往门锁里打硅胶等，不让母亲进出家门。

陈阿姨无奈只得拨打110报警，但警方也无法对女儿过激行为采取强制性措施。陈阿姨又相继求助居委会、法律援助中心，均未果，最后找到“妇女维权工作站”。

接到求助后，工作站的“老娘舅”分别联系陈阿姨的儿子和女儿，了解纠纷情况。原来，1996年因老房子动迁，陈阿姨和周老先生用动迁补偿款购买了闵行区龙茗路某小区房屋。其中一套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周老先生名下，另一套房产则登记在儿子名下。女儿出嫁后婚姻不顺心，离婚时户口想要迁回父母处，却遭到父母亲反对，从此怀恨在心，与陈阿姨及弟弟断绝了来往。

其间，小外孙又患上严重抑郁症入院治疗，陈阿姨家人并没有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令女儿心寒，加之周老先生突然死亡，加剧了母女之间的怨恨。

了解纠纷原委后，“老娘舅”对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依据遗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释法。在纠纷各方当事人确认周老先生在生前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明确龙茗路房产属于周老先生遗产的份额应是房屋财产的1/2，按照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应由被继承人的配偶（陈阿姨）和儿子、女儿3人共同继承。法定的继承权利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但继承人可以视亲情自愿放弃法定的继承权利。还援引其他类似案例，终于打动了陈阿姨女儿，也拉近了母女间的距离。

经过反复协商，最后陈阿姨同意给女儿一次性房屋折价款70万元。纠纷各方当事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母女俩8年的恩怨此刻得到了融化。

闵行区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与传统的妇女维权工作相比，“妇女维权社工站”在工作理念上实现了从单一的事向立体的人转变，为维权妇女提供法律咨询、生活帮困、心理疏导等各种服务。

静安：搭建“白领俪人馨空间”

“白领俪人馨空间”，是静安区妇联牵头搭建、集聚区域各类白领参加的联谊服务平台，据不完全统计，5年来吸引了2万多人次的白领女性参与活动，为2万多人次提供服务。这一平台打破了行政化的工作模式，使得妇女组织形态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社会化。

针对白领女性群体发展需求，静安区妇联以“白领俪人馨空间”为载体，成立了聚焦高层白领女性的“LILY俱乐部”，创建“关爱楼宇”白领女性妇女服务阵地等，先后开设了“白领交友、白领缓压、白领育儿、白领公益”等服务品牌项目。

记者从静安区妇联了解到，该区妇联将借助现有平台，培育白领女性的公共参与精神，孵化小型化、多样化的白领女性社会组织，提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

现状

市妇联今年向142个组织购买服务项目197个

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本市现有各级妇女组织6189个（街镇妇联226个，机关、高校及事业单位妇委会384个，居村妇代会5579个）。市妇联主管、注册登记的市级女性社会组织有25家，区县妇联培育的各类女性社会组织486家，基层社区以女性为主的文体团队1.2万余支。

“这样的组织构架既保证了妇联能在党和政府研究制定法规政策时发出妇女的声音，又保证了妇联能够扎根基层社区，参与到最基层的社区治理中”，市妇联主席徐枫在近期一次会议上介绍，最近几年间，妇联还在全市各个街道（乡镇）创建了“社区家庭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心”216个，在全市各个居（村）和部分高校、商务楼宇、工业园区创建了“妇女之家”5904个，成为妇联直接听取妇女需求，联合女性社会组织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服务的阵地。

市妇联还携手女性社会组织参与实施公益项目，仅2014年，市妇联筹集资金1800余万元，采取项目招标形式，向142个社会组织购买就业援助、心理疏导、家庭关护等197个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

市妇联正构建向社会力量购买公益服务平台

徐枫介绍，上海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形式多样。比如，承接政府涉及妇女利益的大型公共服务项目，如“为30万退休和困难妇女免费提供妇科病、乳腺病筛查”项目、“支持建立80个示范性家政服务站”项目等，还有女法官、女律师协会长年参与妇联开展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工作；　女医师协会举行百名医师大会诊，等等。

据透露，本市正依托5000多个“妇女之家”，试点开展“妇女议事会”活动，一些议题已经得到协调解决，成为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外，记者了解到，市妇联向社会力量购买公益服务平台正在筹建。“通过这个全市性的平台，可以发现、凝聚、培养社会组织女性领袖人物，带领社会组织成长；　又在各级妇联组织周围形成女性社会组织群，增强各级妇联的服务能力”，相关负责人介绍，此举可以让女性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声音

专家：创新基层治理　的关键是激活社会活力

“创新完善基层社会治理，要求行政性资源更多地向基层社会和基层组织下沉配置，也要求进一步克服基层组织行政化、单位化倾向”，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杨雄在不久前召开的“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讨会上如此表示。

杨雄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促使国家治理模式发生巨大变革，“解决社会治理主体和社会活力是其中关键”，杨雄认为，创新社会治理，就要构建基层社会和社区新型治理体制，激活社会活力，同时改变执政动员的方式。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除了鼓励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积极参与建设，也要在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彰显妇女的智慧和力量。

“其实，各类妇女组织在社会治理和政策正式作为全国战略之前，就已经从不同切入点积累了各自的经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杜洁认为，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在社会管理中，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为妇联组织提供了新的空间，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妇联组织向网络化拓展，做到一专多能、以小带大，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