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漂一族”|两小时赚两千元，也曾三个月零收入！一方土地撑起街头艺人的生计和梦想

喧嚣的街道，匆忙的行人，往往是都市给人的第一印象。随着申城夜经济的兴起，有这么一群人，再度回到人们视野。他们以街巷为舞台，以行人为观众，或为生计、或为兴趣、或为解压，快意拨弦、随性而歌，他们就是街头艺人。

受疫情影响，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数月未“开张”，期间有人无奈转了行，有人靠着过往的积蓄苦撑到现在，有人虽然已经重返街头，却依然要在表演后骑着电瓶车横跨市区、凌晨两点钟才能到家。个中冷暖或许只有他们脚下的那方土地知道，那是他们的舞台，也承载着他们的生计和梦想！

两小时进账2000元

下班后是打赏高峰期

一个话筒、一个音箱、一把吉他、一平方米的“舞台”，夏日的傍晚，经历了数月的等待，街头艺人杨宇终于重返街头。繁华的淮海中路旁，不少行人停下脚步，跟着他一起哼唱。

80后的杨宇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十年前来到上海。成为街头艺人之前，他做过教育、快递、餐饮等多个行业，因为一直怀揣着音乐梦，两年前，30岁的杨宇决定勇敢追梦，于是走上街头开始唱歌。

尽管只是一方小小的舞台，但两年来，杨宇的歌声还是吸引了不少“路人粉”，常常开唱半小时就能引得数十位行人驻足。采访当天，记者在淮海路看到，单是一首《成都》唱罢，就有8位路人上前为杨宇“打赏”，现金、扫码加起来约有400元。

杨宇告诉记者，很多听众都是路过的行人，下班后的时间段是打赏高峰期。“大家忙了一天，可能这个时候，路边的歌声更容易吸引他们吧。其实，街头表演和许多文艺演出一样，也有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的特效。”杨宇说。

或许是因为疫情期间“宅家”太久，大家特别渴望从街头的灯火中感受城市文化气息。采访当天，杨宇的人气特别高，打赏也越收越多，两个小时里有近2000元进账。

捧人场不捧钱场

疫情期间连续三个月零收入

当然，这并非常态，街头艺人的收入还是有着极大的不稳定性的。和杨宇一样的街头艺人、来自四川的彝族歌手阿洛就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开张”了。

疫情期间，阿洛在酒吧的演出停了，街头也无法表演，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着之前的积蓄生活。如今虽然回到了街头，但演出场次减少，还是让他遇到了雨天连唱4个小时只收到30元的尴尬局面。

在静安公园外表演的手工艺人陈超友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况。在上海各大旅游景点摆地摊10多年，陈师傅依靠铁丝和环保材料制作手工艺品的手艺已经远近闻名。2015年，他成为上海市第二批持证的街头艺人之一。

铁丝、电线、易拉罐，再加一把尖嘴钳，在陈超友师傅的巧手下，可以变成一辆辆惟肖惟妙的黄包车、摩托车、老爷车，精美新颖的作品常常吸引不少人停下欣赏，可是，看的多买的少。

原来，街头表演就是由路人根据艺人的演出所获得的感受、体验，来决定是否要给一定的打赏。每位艺人表演区域前的行李箱里散乱的纸币就证明了这一点，从五元、十元到五十、一百，面值不一，也就代表着观众体验不一。

据陈师傅介绍，这是普遍情况，多数人确实更容易被一首歌所打动，而不是一件手工艺品，大家好奇，愿意停下来看一看，但往往捧人场不捧钱场，这是许多专注手艺表演的街头艺人面临的窘境。

为了扭转局面，疫情期间，他们也在转变思路，尝试通过网络直播转型，多平台吸粉，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陈师傅告诉记者，街头演艺的重点在于“街头”的现场感，许多街头艺人有才艺，但并不擅长聊天，直播时常常出现冷场，转型成功的并不多。

生存、爱好还是梦想？

街头表演比商演更自由、有成就感

有时一首歌能赚几百块，有时一连数天都不开张，如此不稳定的收入状况，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愿意从事街头表演？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基于演出水平与目的，上海的街头艺人可以分为生存型、事业发展型和爱好型三种。

所谓生存型，就是靠演出赚钱维持基本的生活；事业发展型，是指那些有艺术梦想的人将街头表演作为人生的事业追求；至于爱好型，则是指那些相对年长、具有一定艺术水平，但并不以街头演出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其目的就是打发时间、休闲娱乐，这类群体往往很少。

而生存型和事业型艺人则占大部分，他们普遍处于青壮年，演出设备也相对齐全，表演水平和人气粉丝效应往往优于其他艺人。如果问起为什么会选择这条演艺之路，他们普遍都会表示：“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40岁的刘振胜便是如此。他是一名小丑气球表演者，隔三岔五，就会穿着一身小丑服、戴着红鼻子出现在静安公园门口。自带欢乐气息的他，总是像变戏法一样用气球扎出各种好玩的气球花，深受小朋友喜爱。

受疫情影响，刘振胜近半年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做了多年街头艺人的他并不排斥商演，但刘振胜坦言，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收入和成就感还是来自街头表演。

一场商演的费用大概是1000元，但商演机会的来临毕竟是被动的，有时一周里接踵而至，有时一个月只有一次。相较商演，在刘振胜看来，街头表演要自由得多。“街艺表演悦己悦人，我很满足。”刘振胜的话折射了许多街头艺人的心声。

“野蛮生长”到“持证上岗”

规范管理带来收入、幸福指数双飙升

值得一提的是，和以往与城管打游击的情况不同，现在在上海，街头艺人已经逐步“合法化”。2014年10月，上海首批获得资质证书的街头艺人就开始在静安嘉里中心广场“持证上岗”。一晃6年过去了，与首批试水者相比，如今越来越多的街头艺人正呈现出高学历、具备专业艺术素养等特点。

而随着夜经济的复兴，在外滩、南京路、淮海路、静安公园、徐家汇等商圈，可供街头艺人表演的场地也越来越多。在思南公馆演出的8090乐队鼓手何清感慨，疫情后复兴的夜经济让观众流量涨到了平常演出的七八倍，收入也比以往好很多。

此外，街头演艺事业正得到政策越来越多的倾斜，街头艺人从原本的野蛮生长逐步过渡到规范治理，不仅为艺人们带来了收入和幸福指数的双丰收，街头艺人的表演点缀在城市生活的角落和边缘，轻松而浪漫、自由而多彩，也形成城市一道独具韵味的风景线。

记者手记：

街头演艺是城市永不落幕的戏剧

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提出著名的城市戏剧理论，将城市比喻为一座剧院，市民如同演员，可扮演不同角色，从而充分体验城市带来的种种奇遇。

作为街道的重要角色之一，街头艺人的一首情歌、一声吆喝、一曲演奏，就是城市这座闪亮的舞台上，每天精彩戏剧的一部分，也是市井街道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点缀。

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城市，绝不仅仅仰仗于其街景、装饰、建筑物，而更依赖富有艺术气息和文化生命力的灵魂，街头演艺正承载着这样的功能，以艺术形式拉近市民间的距离，为城市增添人情的温度、市井的热闹、生活的趣味。

当然，倘若无序经营、放任自流，街头艺人的确很可能沦为遭人嫌弃的“城市流浪者”，但如果能得到一定的规范、引导和治理，这些流动的街角艺术也将是这座城市永不落幕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