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的情怀

——追忆陈玉焘

他是焦裕禄，他是孔繁森，他是牛玉儒。

他是深得群众拥戴并心甘情愿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共产党人，他是真正让静安人敬仰的大写的“人民公仆”。

　　　　　　　　　　　　　　　　　　　　——　题记

　　一、静安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对陈玉焘如此依恋？那是因为陈玉焘为静安的土地奉献得太多，太多。

老区长陈玉焘病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不胫而走。

“侬讲格阿是‘马路区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唉，介好格人，哪能会生迭种毛病呢？”混浊的老眼泪如泉涌。“阿会弄错伐？上两个号头还看到伊跟学生作报告哩！”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师模样的人眼光在来者面前停留了许久，他多么希望证实这是讹传，直到他转身离去时，嘴里还喃喃自语，“我不相信，不相信！”

年过８０的离休老干部陈通紧紧握住病床上老战友的手说：“玉焘啊，看你身体这么健实，兴许会是误诊咧！”话音未落，陈老的眼圈红了，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一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来了，他们用各种话语为老区长宽慰。

不少孩子拥在陈爷爷病床前，稚嫩的童音为一直关心他们成长的革命前辈带来了欢乐。

一位受到过老区长关心过的残疾人陈芸霞，几次瘸着腿来到华东医院，为陈玉焘送来热乎乎的红枣木耳鳝骨汤。这是她从亲友处觅来的一个偏方，据说能医治肺癌。她真希望这是一帖灵丹妙药，能让老区长回天有术。

一个个焦虑的眼神，一声声温馨的问候，一次次细微的关照，无不凝聚着静安老百姓对陈玉焘同志的深情。

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姓就是秤砣，当官的秤星在什么位置上，老百姓心如明镜。

静安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对陈玉焘如此依恋？那是因为陈玉焘为静安的土地奉献得太多太多……

　　二、历史之声的交响，回荡着赤子忠诚的旋律、苦难与严寒磨砺了他刚毅的性格，孕育了他可贵的平民情结。

　　这是最寒冷的冬天。

警车呼啸，街市纷乱。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着上海。

在黑暗岁月里，上海沪西地区有一所在党领导下的、深受工人和劳苦大众欢迎的学校——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地下党把这所学校作为培养工人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在学校发展党员，深入开展教育活动，并把党的工作深入到工厂、商店和地区中；上海解放前夕，民校师生又同工厂配合，组织各种队伍，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为解放军解放沪西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实验民校的革命声势日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提出要撤销实验民校。在国民党有计划地步步紧逼中，师生们同仇敌忾，一场保卫民校生存的斗争开始了。

　　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１日，上千名学生来到市参议会会场请愿。队伍中一名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冲在了前面，他就是民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陈玉焘。青年陈玉焘血气方刚，充满了朝气。一头齐刷刷的平顶发，剑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真诚、直率、刚毅、果断的感觉。面对凶恶的敌人。陈玉焘毫无惧色，他带领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我们要读书”、“反对撤消民校”等口号，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民校万岁”等歌曲，而且严词质问当局，为什么要撤消民校，为什么要更改校名？国民党官员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答。一场民校保卫战经过了五天五夜连续努力，终于以大获全胜为结局。

　　此后，陈玉焘的担子更加重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被学生党支部推荐为支部宣传委员，一年后，他又接任支部书记。陈玉焘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社会斗争的各种场合都活跃着他的身影。

　　“三区”毛纺厂发动沪西各厂举行大规模窝工斗争，陈玉焘和民校同学们买了大批面包、饼干等食品支援斗争，并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慰问，鼓舞斗志。

　　申新九厂工人罢工惨遭镇压，陈玉焘组织学生讨论会，揭露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发动募捐，进行有力的声援。

　　实验民校社会教育活动进军棚户区，陈玉焘与民校学生一起，足迹遍布金家巷、姚桥浜、太平里、小莘庄等贫苦大众的家庭，他们从识字教育着手，办夜校，办识字班。在这些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组织贫民团。

　　上海解放前夕，陈玉焘带领留校的几十名党员奋力投入了黎明前的战斗。他们担负起保护水厂、变电站以及电台的任务，通过各种关系探明敌人的枪枝弹药及内部情况，抓紧时机对伪职人员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政治宣传和策反活动，为解放军领路拔据点，收缴敌人武装，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

历史之声的交响，回荡着赤子忠诚的旋律。出生于贫苦家庭的陈玉焘经历煎熬，他学过徒，打过工，当过记票员。苦难与贫寒磨砺了他刚毅的性格，孕育了他可贵的平民情结。

　　在党的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并且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为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解放以后，陈玉焘当过基层领导，到过五七干校，担任过区长，做过政协主席，但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变化，他的平民情结没有变，他的革命信念没有变，即便在颠倒是非黑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意志。

三、一个国家要兴起，若能把老百姓当作受伤的人一样看待，十分爱护，这就是“福”。

如果让他站在一群老工人之中，没有能看出这位留着平顶头，身穿深灰色旧中山装，手推“老坦克”的人，就是静安区的“父母官”。在采访中，记者听到许多关于“马路区长”的故事。

陈玉焘当上区长后，一辆已经伴随十七年的“老坦克”依旧伴随他的主人走南闯北。陈玉焘家住普陀区，按最近路线，上下班该走万航渡路，可他常常近路不走兜远路，今天走余姚路，明天走康定路，后天又绕到愚园路去了。他是想利用上下班时间，看看区里各条马路的情况。

他这个区长当得也真不是时候。群众住房难，青年就业难，幼儿入托难，马路交通阻塞，弄内粪便冒溢，街沿垃圾堆积……“城市综合症”的一个个棘手问题几乎天天让陈玉焘“考试”。而此时的区长们只有城建管理的职责，区里甚至连建造一个化粪池，也要通过职能部门向市相关部门申请经费。好在陈玉焘脚头勤，路途熟，那儿有什么事，“老坦克”一蹬就到。到了那里，三下五除二，还真解决问题。时间一长。群众送给他一个雅号，称他为“马路区长”。老陈还真的乐呵呵地接受了。他说：“我这个区长就是要把关乎百姓的事做好。‘马路区长’唔，蛮好，蛮光荣！”

堂堂一区之长，亲自过问一些日常小事，是否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陈玉焘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作为一区之长，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不去帮助解决，群众还要你这个区长干什么？

有一次，他听居民反映，成都路威海路粪便冒溢情况严重。陈玉焘立刻赶去实地调查，并当即与房管所同志商量，决定在此处挖一只化粪池。房管所愿意出钱，但缺少劳动力。他又与环卫所商量，请他们派人修建。

化粪池很快造好了，谁知粪便还是冒了出来。陈玉焘把房管所和环卫所同志找来，再次一起到现场去察看，原来化粪池进口处施工质量有问题，粪便流不进去。于是，当即确定了改进措施。

春节快到了，老陈又想到了“那儿冒粪问题有没有解决？”他又第三次去访问居民。居民感动地说：“现在不冒啦！”并再三感谢人民政府的关心。老陈内疚地说：“过去我们工作未做好，今后再发生问题，我们再来！”

退休民警胡春堂回忆起２３年前老区长到他家了解住房困难的情景时，十分感慨。“那是一个夏日之夜，门外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开门一看，呀，是陈区长。妻子忙不迭地张罗着递凳倒茶，可九平方米的小屋实在无法周转。陈区长笑着拉住我和妻子坐在床沿，亲切的家常话把我们同区长的距离拉得很近。临走时老区长诙谐地说：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现今，胡春堂三迁居所，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胡总是含着眼泪说：“老区长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啊！”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一次大热天，陈玉焘走访待业青年创办的商店，正巧碰上一卡车啤酒待卸。年过半百的陈玉焘脱下衬衫上车卸货，直至全部卸完。

托儿所买不到合乎喂孩子用的搪瓷勺，陈玉焘把一盒盒搪瓷勺送上门来。

在调查过程中，陈玉焘发现托儿所小朋友喜欢用手指抠石灰墙小洞，然后又把手指放在嘴里，不久，所有托儿所一米以下的石灰墙全部改成了水泥墙。

每年大年初一，老陈三点多钟就从家里出来，同机关干部一起扫马路。然后赶往粪码头推粪车，同环卫工人聊家常，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叫他“陈师傅”。

有资料反映，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六年中，他亲自阅处了３０００封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３０００余人次。清晨，区政府门口有人拿着刊有区长照片的报纸，在上班的人流中寻觅。区信访办公室经常接到陈玉焘亲笔写来的信件，内容全是他深入现场了解到的老百姓最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在陈玉焘的身教言传下，副区长们和区各有关部门都闻风而动，大家学习陈区长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纷纷下基层、到现场、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将问题提到区长办公会议上来，集思广益，最后由陈玉焘拍板，大家分头落实。陈玉焘十只手指弹钢琴的领导艺术，为全区城建管理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没多久，静安区城区面貌就有了可观的变化。

　　听听群众对陈玉焘是怎样评价的吧！新中动力机厂徐秋水说，只要群众有呼声，他都要过问，这种精神使我们从心底感到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赵德武说，我与陈玉焘素不相识，但我分明看到的是一颗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心。退休教师项文渊说：“马路区长”的事迹非常感人。这对那些官气十足、不关心人民疾苦的“乌纱帽”干部，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１９８７年，陈玉焘从区长位子上退下来，担任了区政协主席。职务变了，角色变了，陈玉焘的领导艺术也从管理决策型变为了广交朋友型。陈玉焘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到了政协，我们要重新学习啊！政协就是要协商，要广交朋友，互相沟通。陈玉焘开展政协工作，重点交两类朋友：一类是曾经为革命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同志和先烈的家属；还有一类是同共产党人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仁人志士和统战对象。老陈在任期间，不仅访遍了所有的革命同志和统战对象，而且还对政协委员进行了普遍访问。几乎每个星期天和节假日，老陈都把时间扑在了与大家联络沟通上了。他开展家访或为老同志祝寿时，照例是“老坦克”开路，一手扶车把，一手提蛋糕，有的同志住在天山新村，甚至住在闵行，他还是那样一路风尘，有时一上午要走访７、８个人。此外，老陈常常身边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好工作进度表，如交友会、联谊会等，他是逢会必到。正是老陈真诚地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静安区的政协工作才得以虎虎有生，步步上台阶。

　　１９９３年，陈玉焘离休后，仍然不忘继续为党工作。他受聘于十余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足迹遍及全区学校。他倾心于关心下一代工作，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续写着生命的新篇章。仅据不完全统计，陈玉焘每年为青少年学生作报告不下于３０次，人数近１００００人次。几年来，他呕心沥血关心下一代，结出了累累硕果。他本人也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和“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

　　一次，他参加市西中学团组织的主题班会，事先作了精心准备，他以大量的翔实资料，充分论证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老陈亲切、生动的演讲，使学生们精神振奋，更感到肩负的使命任重道远。老陈工作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哪怕是学校升旗仪式中只有几分钟的讲话，他也要字斟句酌，不肯有丝毫懈怠。有一次，为了给学生们讲好“五四”革命传统，老陈一头扎进图书馆翻资料，一查就是一整天。生动的资料加上激情的演说，难怪学生们都爱听他的报告。

　　在与学生们的接触中，老陈有许多“忘年交”的小朋友，老陈总是从各方面关心他们，培养他们茁壮成长。有一位名叫王放的女孩子，政治上要求上进，学习上积极刻苦，是一棵好苗子，市一中学吸收她到党校学习，正巧与老陈结为“忘年交”。王放与老陈很投缘，经常向老陈请教。老陈也把帮助王放政治上进步视为己任。那年春节，老陈不顾年事已高，同夫人一起去看望王放，第一次没见到人，第二次他们再次登门，两位老人穿弄堂登六楼，为王放送来了入党辅导材料。在老陈的帮助下，王放成了市一中学的高中党员。此外，王放所在学校的市先进集体和王放的市优秀学生干部的上报材料都是老陈逐字逐句修改的。由于品学兼优，王放直升进了华师大，毕业后，王放在老陈的鼓励下，放弃了继续深造的优越条件，毅然去云南支教。现在，王放又遂了攻读研究生的心愿，她还是院学生会团委书记呢！

　　老陈的另一位名叫熊毅臣小朋友的忘年交是在静安区二中心小学结识的。这一老一少还真有意思，老的为小的讲传统，讲政治，帮助他学业进步；小的则成了老的学电脑的“老师”。那天他到老陈家，一进门就见他端坐在电脑前，旁边放着新华字典和笔记本本。通过熊毅臣的帮助，老陈学会了电脑操作。老陈高兴地说：“这下我同小朋友们交往方便多啦！”哦，原来老陈下苦功夫学电脑，是为了更好地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啊！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这是《左传·哀公元年》里的一句话。意思是说，一个国家要兴起，若能把老百姓当受伤的人一样看待，十分爱护，这就是“福”啊！“不跟群众心贴心，就不是共产党的干部！”这是陈玉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四、什么是爱？那是一种无我忘我的存在，那是要把自己有限的一切都奉献出去，在自己钟情的世界里认取一个超越自身的境界。

　　陈玉焘与老百姓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深情。许多素昧平生的居民群众找到老陈诉说疾苦，他常常会将身边的钱倾囊而出，为困难群众救急。但是，他对自己却是苛刻之极。

　　他那辆“老坦克”，修了坏，坏了再修，零部件不知换了几茬，却依然是他的“心肝宝贝”。每天上下班靠它，下基层靠它，到现场解决问题靠它，甚至市委召开会议也靠它。有几次竟被站岗的武警战士误认为上访的人员而拦在门外。没有法子，以后去市委开会，特地让人开了介绍信，盖上静安区政府的大印，用来应付门岗检查。多少人劝他说：“你是区长，你不坐车谁坐？”可他总是笑笑说：“踏脚踏车自由！”

　　再说说办公条件。区政府３楼最西北的一间房就是区长办公室。这里别说是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一台。所有正、副区长都挤在一处，夏天的西晒太阳直逼房间，办公室里闷得像蒸笼。实在热得受不了，到晚上工作人员下班后，他们干脆光着膀子办公。一到冬天那是更难熬，在冰窖似的办公室里，老陈是戴着厚厚的棉军帽，穿着棉大衣和棉鞋办公的。区长办公会议一般都安排在下午五点钟以后，会议常常开到九、十点钟，办公室却从来不安排吃夜宵。

　　家里的情况自不必说了。陈玉焘在自助公建的老式工房住了二十年。那是一个平民区，陌生人进去犹如在迷宫里，兜都兜不出来。如有朋友拜访，得老陈出来接应，然后跟他徒步二十分钟才能得见“贵府尊客”。有一次，齐齐哈尔市的一位记者有事找老陈，见到一个区的区长竟住在如此陋屋中，心中十分感慨，他把所见到的情景汇报给市领导。市领导特批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指定分给陈玉焘，这才让他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

　　生活上，老陈十分节俭。他平时的行装就是一件旧的的卡灰色中山装，下穿的裤要么就是卷起裤腿，要么就是在裤脚处各夹一只木夹，为的是不让车链条油脏了裤子。夏天，脚下常穿一双水陆两用的塑料鞋。吃得更是糟糕。常常是一锅泡饭就着乳腐对付肚皮，家里的饼干点心散到都成了粉末，就连他最喜欢吃的蛋糕，也是从店里买来的“边角料”。一件很久以前因外事活动而在一家小店缝制的西装，小得裹紧了身子，他都舍不得扔掉。记者在整理老陈遗物时，家中的旧柜、老式录音机、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旧电视机，都是他家居的基本物件。老陈的女儿拿出了几条洗得干干净净却破得不能再破的毛巾、床单，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我都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而老陈却把节约的钱，数万元地捐给希望工程。

　　说到老陈，家里的子女对他的“意见”可大了。他们说，父亲当官几十年，家里人从来沾不到他一点点光。他唯一的儿子从部队复员回沪。当时，区政府办公室考虑陈玉焘家中有实际困难，想同有关区的领导商量，在分配工作时，予以适当照顾。陈玉焘知道后，马上写信阻止，不让给兄弟区的工作增加麻烦。后来，他的儿子被分配在钢铁厂，工作很辛苦，而且是做长夜班。女儿夫妻俩都下岗，老陈经常为他们送些日用品，却从不提找工作的事。后来，女婿还是靠自己谋了一份物业保安的工作。

　　有人埋怨老陈顾了工作忘了家“薄情汉”。其实老陈是一个非常重情意的人。孩子还小的时候，天热时常睡在外面，老陈回来后总是轻轻地把他们抱回家，生怕晚上着凉。虽然老陈的公务十分繁忙，然而对他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妻子，仍是百般体贴。他知道妻子爱吃一种粗的面条，常常随身带个饭盒，晚上回家时买一碗带回去。妻子看病要到离家很远的江宁路纺织医院，他就用自备的“老坦克”自行车把她推到曹家渡车站，扶她上电车，然后他蹬自行车急驶而去，在江宁路等她，再用“老坦克”将她送到医院就诊。

　　老陈有个外孙女，名叫李漾很讨人喜欢，老陈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尤其在政治上关心她。李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从小在外公的熏陶下，就知道要信仰共产主义。一进大学我就开始了我的入党征途。外公勉励我要不断努力，因为入党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通过院党校的学习时，外公为我高兴；当我失去第一批入党机会时，外公鼓励我不要灰心。一封封激情洋溢的信件，一本本划满红杠的党刊，一张张写满注释的报纸，代表了外公对我充满希望的那颗火热的心。为了让我在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无经费之忧，外公将每月给我的１００元，增加到每月３００元，还鼓动我去井冈山瞻仰革命根据地，费用由他全包。外公对我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桩桩件件令人难忘：那张在野生动物园时的留影，那件外公亲自买给我的御寒的羊毛裤，那书架上留着探病时外公送给我的麦片、蜂蜜、奶粉……

　　从老陈身上记者感悟到：什么是爱？那是一种无我忘我的存在，那是要把自己有限的一切都奉献出去，在自己钟情的世界里认取一个超越自身的境界。如果你没有这样真正地爱过，你就不会理解什么叫牺牲。

　　在陈玉焘生命之炬即将燃尽的时刻，他依然想到党的事业，想到组织，想到心系他生命的革命下一代。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陈玉焘他没有走。知他有共产党，爱他有老百姓。静安的一草一木都会铭记着他的业绩，静安的大街小巷将永久留下他的身影，静安的公仆形象将在陈玉焘精神的鼓舞下更展风采。

忙碌工作着的陈玉焘

两位忘我工作的人正在讨论着……

陈玉焘同志为青少年作爱国主义教育报告

玉焘的足迹